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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冲突的根源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之间的张力。

联邦劳动法院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以下观点：雇主只能就在招聘的岗位上可能重犯的相关犯罪前科提问。其三，刑法第100条属于管理性强制规范，只有劳动者隐瞒前科导致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或者不能胜任相关岗位的，才能认定劳动者构成欺诈并导致劳动合同全部无效。

（二）未履行前科报告义务对劳动合同效力的影响 第一，《刑法》第100条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该条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合同无效。《刑法》第100条重新确认了《刑事诉讼法》第275条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条款，有的仅适用《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也无需报告。但是《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相比《刑法》属于下位法，却在规范内容方面扩大了义务承担者履行义务的范围，属于纵向法律冲突。第二，外国劳动者前科报告的范围不包括仅受保安处分的行为。注释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劳动刑法的体系建构与适用（项目编号：17FFX170）后续成果。

而且证明文本通常会表明其内容限定性。[34] 综上所述，前科报告的范围应维持公民就业权、公共安全及用人单位知情权的平衡。[99]详见前注[4]，胡鞍钢文。

[87]详见郑毅：《驳以自治区单行条例替代自治条例论——兼议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困境与对策》，《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第二，逻辑上不宜匹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确立了新时期试点在国家各方面事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地位。第一，应妥善区分协商和政协制度。

另一方面，宪法相关法的部分制度初建，但在其与宪法之间以及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全方位整合方面有待深入。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明确性一直是财政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观察央地关系的核心视角之一，并形成了诸如委托-代理理论、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博弈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公共需要理论、制度变迁与体制创新理论、公平与效率理论、依法理财理论、政体-国体-国家结构理论、公共财政理论等近十种事权划分理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我国《宪法》3条第4款将中央的统一领导并列为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共同前提，但中央统一领导分别针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具体的效力发生路径和领导的实际后果却均有所差异。中央可以改变地方的决定。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第一，前述四例各呈现了一种地方主动性的客观叙事，即在特定情形下充分释放地方积极性的规范尺度甚至明示或暗示地拓展地方积极性外延的实践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四例均可进入我国《宪法》3条第4款的正式射程——充分的状语前缀说明作为发挥地方主动性主体的中央的主观立场事实上构成了更为关键的第二重主动性判定标准。

[9]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指出的：由于缺乏经验的政府机构刚刚立稳，只有初步的计划和统计能力，大部分事情必须交由大区去做。[59]正如学者指出的：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各级政府)，其所承担的事权实施任务应当与其享有的财权相匹配，以确保其对于相关事权的实际实施效果。[17]同前注[7]，薄一波书，第345页。[78]参见前注[74]，戴激涛文。

[64]同前注[60]，熊文钊主编书，第183页。[62]参见楼继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160页。

这基于如下假设：宪法作为一国根本大法应天然具备惜字如金的品格，因此我国《宪法》3条第4款中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并列关系不应武断视作简单的文字上的重复(tautology)，而应具有各自具体、明确的规范内涵，但遗憾的是，目前该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被大多数学者以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态度误读、混淆甚至忽视了。[7]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112]在2018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国务院三峡办并入水利部。……事实上财力与财权并不矛盾，对于财权来说财力限定其真正可支配收入及财政资源。同时允许地方犯错误，宽容创新失败，及时帮助总结教训，纠正错误。[109]显然，这类地方主动性的空间大小主要取决于中央对于下有对策现象的立场，而这个立场实际上是基于不同历史背景而不断变化的。同时，根据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章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还另在27项自治权范围内享有更大的主动性。[85] 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分要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116]参见上注，温铁军、计晗、张俊娜文。

[82]第三，在当前改革阶段，中央偏好通过邻接区域的整合实现差异化地方政策的打包供给，如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以及近年来深度发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一方面通过中央政策对特定区域地方需求的积极回应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央地纠纷实际发生的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中央主导之下的地方联合的制度安排提升了地方获取对等协商地位的可能性。公共政策博弈的策略集合，在理论上本来就含有变相执行的元素，[100]这在现实中体现为地方政府往往采取较为消极的行为来落实和执行中央政策，[101]导致中央政策落地的阻力增大，同时产生各种变异、偏差和扭曲，即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102]有的地方甚至利用部委间的矛盾获利。

[92]一般认为，试错是一种改革成本的分期支付逻辑，[93]既然总成本不变，而风险得以分散，自然对中央的积极性即国家整体利益有利。前一个问题属制度建构层面，学界业已提出诸多对策，如在全国政协下设中央地方争议协调委员会、[78]在全国人大或国务院下设地区委员会、[79]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政府间财政关系委员会等。

[6]显然后一种含义更契合本文论域。二怕等工厂搞得像样子后，被中央收走。参见杨志勇：《分税制改革中的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2期。进入专题： 央地关系 。

[111]参见[新加坡]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邱道隆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265页。也有学者认为这种隐性策略的前提主要是中央的默认或不知晓，[98]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中央叫计划制造工厂，只管虚、不管实，也管点实，少管一点实。考虑到国家很大，社会主义还在摸索前进，宪法修订后，还有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国境线很长，国际斗争复杂等，尤应强调中央的统一领导，即该款的这种表述没有突出以中央统一领导为主的精神，而是把两者并列起来。

[37]同前注[7]，薄一波书，第339页。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3期。

[34]我国亦有学者委婉地指出，(对中央政府权力中心的顶礼膜拜和盛赞)地方政府将会彻底地丧失自己的积极性而成为中央政府的传声筒，即地方的积极性至少体现为避免成为中央政府的传声筒。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框架下的地方积极性显然更为宏观，即兼容了相当一部分《共同纲领》中创造性的内涵。"+种，实际上总公司管了)"%种，把本应由地方管理的300来种商品也管了起来，使地方无法进行工贸平衡。关于地方在协商过程中相对对等地位的保障机制问题，单纯依靠制度设计实难根本解决，这既由单一制所决定——中央需要也必须保留央地关系争议的最终决定权，亦是我国《宪法》3条第4款关于划分央地职权时中央统一领导前提的最终体现。

基于我国《宪法》115条的规定，兼容前述所有一般地方的主动范围。当然，中央已经逐步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着手解决，如《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提出：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

[52]参见薄贵利：《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理论误区》，《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2期。[48]参见郑毅：《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宪法文本中的演变》，《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4期。

三、文本叙事：主动性出场的二元化结构背景 在央地关系的法政实践和学术研究中，相对于被经常提及的积极性，与被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主动性似乎并未引起太多关注。[12]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